1994年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的藤冈信胜提出“自由主义史观”在《社会科教育》杂志上联系发表批评现行教育制度的文章，认为战后日本近现代史教育是失败的，教科书向学生灌输的是“黑暗史观”、“自虐史观”，强调日本是侵略国，是加害者，这是战胜国的认识，不是日本人的认识。因此，应该对现在的近现代史教育进行改革，对学生进行肯定本国历史的教育、振奋日本民族精神。他们认为战争是双方的责任，不能只说一方不好。1995年7月在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正式成立，并创办《近现代历史教育改革杂志》。1996年“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在《产经新闻》是连续发表《教科书中没有教过的历史》，攻击现行教科书，认为“现在的教科书是培养‘反日的日本人’，如果学习这样的历史，孩子们会讨厌日本历史，厌恶日本，轻视日本人”，应该对教科书进行修改，否则日本国家精神就有解题的危险，应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卢沟桥事变”等内容。
2001年被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的《新历史教科书》不是某个史实表述的出入，而是从头至尾贯穿着“皇国史观”的黑线，将神武天皇传说作为真实历史，宣传以天皇为核心的“神国”观念，鼓吹日本国家、文明的优秀，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近代部分更是全面歪曲历史，否定日本的侵略性质。在这本教科书中，甲午战争被说成是为了保证日本的安全，日俄战争是日本人代表黄种人战胜白人帝国主义的典范，激发了亚洲各国反对西方列强的民族解放斗争。“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引起，是为了维护日本“合法”权益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卢沟桥事变是因为演习中的日军遭到“不法射击”引起的，南京大屠杀仅仅是占领南京时出现的一些平民的伤亡，这本教科书大谈日本在战争中死亡了很多普通市民，特别强调原子弹对日本和平居民的伤害，纳粹德国集体屠杀犹太人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
《新历史教科书》被审定合格后，中国、韩国立即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日本正义人士成立“21世纪儿童教育网络”，反对用错误的历史教育下一代。日本著名学者联名发表声明，呼吁中学不要使用这本有严重问题的教科书，他们还编写了《不能从教科书中消失的战争真实》一书，批判“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立以来各种歪曲历史的错误及实质。2002年3月，日本教职员组合编写了《教科书问题资料集》，对《新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内容进行了详尽分析，收录了全国各地抵制《新历史教科书》活动的情况，指出“日本的历史教育和教科书应该促进与亚洲、世界各国的善邻、和平友好。至少不能敌视、侮辱、歧视对近邻各国，抬高日本，导致妨碍友好”，认为《新历史教科书》是危险的教科书，否定了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把殖民地统治正当化，美化侵略战争，批判了“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的错误史观。
“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的《新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后，即在社会上广泛宣传，他们希望中学的选用率能达到10%，达到13万册的目标。但是，由于这本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遭到日本历史研究者、中学教师、学生家长、民间团体的抵制和批判，一些大学知名教授联名发出呼吁，不要使用这本教科书。最终日本公立初中的542个选定区无一选用，东京养护学校、聋哑学校等五所特殊学校和六所私立学校选用了该教科书，所占2002年度初中教科书的比例仅为0•039%。2005年春，日本文部科学省再度审定扶桑版教科书合格。2006年《新历史教科书》被东京都的一所初高中连读学校选用，爱媛县一所公立中学也选用这本教科书，使用率为0•4％，比2001年版有所提高，距离右翼学者期望的10％还有很大差距。《新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虽然低，但是，其恶劣影响决不可低估。教科书决不仅仅是日本国内教育问题，关系到如何认识战争性质，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教学下一代问题。
靖国神社
教科书事件不是孤立的，与日本政治右倾化有密切关系，反映了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而日本政治保守化、右倾化，为教科书“改恶”提供了政治基础。2001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国政府的批判，部分日本政治家认为中国批判日本首相是干涉日本内政，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在《文艺春秋》上发表《骄横的“中华帝国”并非始于现在》一文，批评中国进行“反日爱国教育”，为小泉参拜辩护。右翼学者认为日本历史问题没有错误，不应该向中国低头。现在日本历史教育中存在着值得忧虑的倾向，即“对过去的战争充满被害者意识，很少考虑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日本是加害者”，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中，强调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弹破坏的国家，很少涉及战争性质，闭口不谈侵略战争给其他国家造成的巨大灾难，这不利于真正吸取教训。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历史教育关系到一代乃至数代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影响着日本的政治走向，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应该看到，由于近年来日本政治生态恶化，政治家、学者中都有以否定侵略战争来提高日本人民族自豪感者论调，日本历史教科书“改恶”问题短期不可能得到解决。在困难形势下，我们一方面要以事实批驳历史修正主义的论点，加强抗战史料的挖掘、深化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加强与日本进步学者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方面的沟通与合作，批判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遏制右倾化教科书的选用，不能让错误史观在学校教育中畅行无阻。
（未完待续）
编辑：张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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